拜占庭帝国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东罗马帝国。和所有复杂历史的名称都有多种说法一样，这个名字也存在诸多解读。
影响力长盛不衰的爱德华·吉本在其名著中就不采用拜占庭帝国的称谓，其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半篇幅虽然谈的是拜占庭帝国，但吉本坚持用“罗马帝国”这个名字，显示出他认为拜占庭这个千余年帝国只不过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
吉本生活在启蒙时代的18世纪，当时拜占庭古代文献和文物在“圈内人”中早就明确称呼为“拜占庭的”了，和“东罗马的”同样成为众所周知的名称。吉本最为欣赏的法国文化界不仅盛传拜占庭古董的名声，王室支持下的王家图书馆接收了红衣主教马扎兰和柯尔贝特的私人藏书，其中以希腊古文书为重要组成部分。王室还资助卢浮宫出版机构组织学者编辑出版拜占庭古籍系列丛书，1645年问世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的《历史》是该丛书的第一本，标志着有组织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式开始。一批欧洲大陆的著名学者都积极投身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的整理出版工作，这部丛书冠名以《巴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简称《巴黎大全》）。他们不仅接受了由德意志学者率先提出的“拜占庭”古籍的概念，还确立了考证拜占庭历史文献的科学方法体系，提出了规范化的标准。
在启蒙时代前的欧洲大陆学术界，法国是当之无愧的高地，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实行开明君主专制政策，促成了自上而下的崇尚古典文明的热潮，也引领着整个欧洲宫廷效仿拜占庭帝王贵族生活的时尚。在法语区接受正式学术训练和产生学术灵感的吉本毫无疑问是了解欧洲大陆最新学术动向的，他仔细阅读过409位近代古典学者的作品，以及许多已经整理为现代欧洲语言的拜占庭文献。他希腊语不太好，尤其不掌握拜占庭时期的希腊语，他引用的8000多个注释涉及拜占庭史的资料都是古典学家整理出来的，但他在罗马史研究中仍然不走寻常路，是与启蒙时代那些法国伟大思想家的精神世界分不开的。
处于工业革命大潮中的欧洲思想家们还没有形成工业文明的自信心，他们厌倦了“开明君主”造成的虚假繁荣，力图用理性重新解释人类过往的历史，从中找到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性。有了追求目标的新兴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掀起批判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主义的思想运动，他们接受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前辈的看法，把欧洲中古时期称为“黑暗时代”，认为在这一黑暗时代，欧洲古典文化全面倒退，不仅罗马帝国被落后的蛮族侵略所摧毁，繁华的罗马故都几经野蛮人的蹂躏，而且人类的聪明才智遭到基督教神学的扼杀，人类陷入精神上的愚昧状态，需要进行思想启蒙。因此，他们对笃信正统基督教、实行皇帝专制的拜占庭帝国持全盘批判态度。诸如伏尔泰等一批思想家不无嘲讽地将拜占庭史说成是“除了唱高调和崇拜神迹外别无它物的、毫无价值的汇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耻辱”。孟德斯鸠认为“希腊帝国的历史不外是一连串的叛变、骚乱和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长期浸润在启蒙时期进步思想中的吉本完全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罗马帝国“五贤帝”统治后期以降的拜占庭帝国千余年历史视为罗马帝国长期的衰亡史，还曾提到这一衰亡过程是“蛮族和宗教的胜利”。
启蒙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拜占庭帝国的全盘否定丝毫无助于揭示欧洲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因此很快便遭到专业学者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彻底改变了拜占庭研究的命运。拜占庭历史及其文化研究在19世纪出现了转机，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彻底毁掉了法国“欧洲老大”的地位后，欧洲新文化中心呈现出多元化的转移，怀疑主义思潮泛起。人们重新审视被启蒙学者一概否定的拜占庭帝国，欧洲学术界呼吁全面清理历史遗产，重视历史研究的风尚再起，人们希望从过往的生活中寻求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经验教训。
德国学者兰克提倡重视原始资料，充分利用史料证据研究历史，赋予文献史料特别丰富的拜占庭研究以特殊的地位。他提出不要迷信史学权威，对前世那些名著进行重新阅读，以判断它们是否以可信的原始材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做根据，直指前辈史家们长于哲理论说的不足，力图推动历史写作就在于复原历史真实的导向，“让史料自己说话”成了一句名言。
蒙森是兰克史学的热情践行者，与其同时代的拜占庭学家们一样, 他放弃了吉本的政治倾向，但继承了后者的历史叙述风格和散文式写作风采，他把重视史料挖掘、忠实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落实在其《罗马史》的写作中，极大地改变了18世纪流行的消极历史观和历史虚无态度。这部集蒙森三十余年研究心血的大书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和诺贝尔文学奖, 也影响着嗣后的罗马史研究工作。
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风气再度吹活了拜占庭研究工作，这一研究领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1828年，《波恩拜占庭历史作品大全》（简称《波恩大全》CSHB）在波恩出版问世，标志着拜占庭学新的进步。这部丛书比《巴黎大全》有所改进,不仅扩大了对拜占庭资料的搜索范围，而且采用原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方式，附带精简的德文诠释,具有完整、精确和使用方便的特点。与此同时，在欧洲各国出现了一批拜占庭学者及其重量级的成果，并在政治(王朝)史之外拓展出涉及文化艺术和文物研究的更丰富的研究领域。
19世纪是专业拜占庭学家辈出的时代。英国著名史学家乔治·芬利和约翰·伯里是当时欧洲最杰出的希腊历史与文化专家，前者的《拜占庭和希腊帝国史，717—1453年》奠定了其成名之作、七卷本的《从罗马征服至当代的希腊史》的写作基础，后者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和《东罗马帝国史》首度提出拜占庭历史是罗马帝国历史的延续。伯里开创了英国学院派罗马史和拜占庭史现代学术研究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从休谟到吉本经历的那种自学成才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拉开了英国拜占庭学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大幕。
法国学者施伦伯格的《拜占庭帝国印章学》和《拜占庭史诗》是拜占庭学专题研究的开山之作，而法国最杰出的拜占庭学者查尔斯·迪尔的《拜占庭帝国史》和《拜占庭：伟大与衰败》影响着后世拜占庭通史作家。其弟子中最杰出的是路易·布莱赫尔，后者撰写了拜占庭历史与文化三部曲《拜占庭帝国兴亡》《拜占庭帝国制度》《拜占庭文化》，提升了通史写作的档次。
德国学者卡尔·霍夫和卡尔·科隆巴赫尔在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拜占庭经济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前者以档案材料为据对拉丁帝国和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史研究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科隆巴赫尔的《从查士丁尼到东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文献史》是拜占庭文学史和史料学最重要的参考书，他于1892 年编辑发行了第一部拜占庭学术年刊《拜占庭研究》，这是他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因确立了学术研究的规范而标志着当代拜占庭研究的开端。此外，诸如G. L. F.塔费尔、G. M.托马斯和J. P.法尔默赖尔等一批德国学者也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G. F.赫兹伯格和F.格里高罗维乌斯，他们明确提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和文化是欧洲中世纪史和中世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君士坦丁堡是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中心。德国法学家冯·林根绍尔等人在拜占庭法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从事有关研究工作的学者的必读书。
自称为“第三罗马帝国”的俄国，也出现了像皇家科学院院士库尼科、瓦西列夫斯基和乌斯本斯基及康达科夫等著名拜占庭学家，后者集毕生功力完成的《拜占庭帝国史》代表了俄国学者的最高水平。
说19世纪拜占庭学大家辈出毫不为过，其强大的推动力来自前代学者对拜占庭文献的整理和启蒙时代以后的思想解放，这个世纪拜占庭学专业研究成果井喷式的涌现也形成了拜占庭研究浓厚的学术氛围，使此后的拜占庭学发展不断加速，直到当下。
拜占庭帝国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是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拜占庭长达1123年的历史,不仅时间漫长，发展曲折，内容丰富，而且其间形成的拜占庭文明表现得灿烂多彩，体系庞大，博大精深，是任何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全面掌握的。19世纪末拜占庭研究步入专业化时期以来，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历史叙述便成为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倾向。波里比阿、孟德斯鸠、马基雅维里等人适应时代要求进行的解释性探讨，他们汲取思想营养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纯粹哲学理性思考，和吉本带有先入为主政治偏向的历史叙述，都逐渐化为学术精华而进入人类智慧经典的殿堂。蒙森以后诸多罗马—拜占庭学者的历史客观主义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专业拜占庭学者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更多的文献被整理问世，更多的文物被分门别类地收藏展示，更多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更多的研究成果扩展了读者的知识视野，这是拜占庭学发展的春天。
自蒙森抛弃启蒙时代虚无主义历史观，开启了拜占庭学家价值中立的史学研究。以最具代表性的通史作品为例，可清楚展示一个半世纪以来专业拜占庭学家们是如何具体表述拜占庭帝国的。
首先要提到的便是A. A.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瓦西列夫的这部通史作品在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影响最大，原因是作为拜占庭史学习的入门书，其读者非常广泛。1940年, G.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拜占庭国家史》德文版首次问世，并在前言中明确指出了瓦氏“基本的漏洞”。这里涉及的其实是瓦氏和奥氏两书的重大区别，即事实陈述和历史叙述之间的不同。
作为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在拜占庭史编纂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瓦西列夫以平实的笔调陈述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事实，并将涉及重大史实产生的学术争议和最新进展充分展示在作品中。通过该书开章明义非常详细的拜占庭研究史追溯，特别是作者对具有通史性质的前代作品细致的点评分析，瓦西列夫聚焦于集前代和他那个时代拜占庭史写作之大成，以通俗的语言，全面陈述拜占庭历史的重要事件，特别是用较多的笔墨陈述拜占庭文化艺术的成就。可以说，《拜占庭帝国史》是19世纪初以后百余年拜占庭通史的最佳作品，也是客观陈述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终结之作。这种客观陈述史实的写作风格清晰地表现在其章节题目上，它们或者重在标注年代，或者突出人物，或者显示内容，绝无任何价值倾向和成败判断。作品的这一特点可能正是比瓦西列夫年轻35岁的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认为的不足之处，并力图加以克服，后者希望自己的新书能够有所创新，形成历史叙述的特点。
这两个重要作家在拜占庭通史编纂上的学术分歧属于两代人之间的代际传承，瓦西列夫所代表的老一代拜占庭学家普遍具有的平铺直叙的著史特点，是主张价值中立史观最合理的体现，到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代表的新一代拜占庭学家时必然有所变化，必然要在拜占庭史叙述中清晰展现出这个帝国的历史发展主线和阶段性特点。
如果说瓦西列夫是拜占庭史现代陈述史实派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么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就是当代拜占庭史叙述派的开山人。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拒绝平铺直叙地陈述拜占庭史实，从他的历史叙述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出早期拜占庭国家的转型、中期的复兴和鼎盛、晚期军事贵族复兴努力的失败和帝国最终灭亡的发展线索，以及积极评价拜占庭帝国历史功绩的倾向。在其专业化的历史叙述中，诸如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拜占庭帝国史曲折发展的脉络、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等许多重大问题得到了合理的回答。难怪在漫长的80年里，该书一直保持着拜占庭通史最佳经典作品的地位。对此，年逾80岁高龄的瓦西列夫并不太理解，甚至还批评该书“以政治史为主”。
W.特里高德在其代表作《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以及《拜占庭简史》）的前言中就将奥氏的《拜占庭国家史》奉为经典和写作蓝本，而瓦西列夫竟然未能入其法眼。特里高德宣称，他的作品是继奥斯特洛格尔斯基那本名著《拜占庭国家史》之后最好的作品，即便对后者他也认为不甚完美，更不用说在两位作家之间的半个世纪里，许多拜占庭通史作品都被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心高气傲溢于字里行间，这导致拜占庭学界的反感，以至于其作品的许多优点都被忽视了。特里高德的自信是与美国的崛起相吻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世界文化中心的“洲际转移”，最新一次国际拜占庭学者大会选举普林斯顿大学哈尔顿教授为主席一事可以看作是拜占庭学学术中心的“洲际转移”。特里高德在美国圣路易斯大学讲授古代晚期和拜占庭史多年，他希望能够超越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其《拜占庭国家与社会史》一书的书名便透露了其雄心壮志。目前看来，他的雄心并未完全实现。首先是他企图以恢复吉本旧说来显示其与众不同；其次，他将拜占庭国家与社会渐行渐远最终分离作为其延续吉本“千年衰败说”的主要分析路径。该书极力跳出传统的叙述框架，但其新框架的人为色彩太明显：他力图以新方法建立拜占庭历史新的叙述体系，但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对立起来进行互动分析并不合理；他扩大了吉本“衰亡论”的时空范围，但实际内容还是奥氏谈论的那些内容，只不过增加了社会变动部分；他批评奥氏作品没有纳入1914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主张这种书应该是“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而不是拜占庭帝国现代学术史”；他极力恢复吉本优雅的历史叙述风格，但功力不足而显得文笔笨拙。一个力图在冲破传统中建立新话语体系挑战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但其论述的逻辑架构并不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他表达的学术诉求却在当下具有普遍性。这一学术诉求也反映在《牛津拜占庭史》中，它是否能长期影响拜占庭学发展的走势还未可知。学术争论常态化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欧美学术争论的习惯催生出不断涌现的新思想理论和创新成果,可以说进步是在争吵中实现的。就此而言，新世纪国际拜占庭学界在创新方面表现也特别突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英国资深拜占庭学家西里尔·曼戈主编的《牛津拜占庭史》。该书前言明确指出：“重新解释和质疑公认观点之风对拜占庭史研究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时期都要深刻。在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学术界也不再有一致的看法。”该书对拜占庭学界传统的研究结论进行全方位的反思，无论在研究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甚至在表述风格上，都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这种质疑传统学术观点的勇敢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也许是新世纪拜占庭新生代学者的普遍性格。
拜占庭学新生代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反思一方面带来了研究视野和手段的调整，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表述方式和写作文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特里高德。他在其撰写的《牛津拜占庭史》第五章中处处挑战，时时怀疑，总是力图推出新说，其反思以挑战前辈权威为研究风格,代表着不拘泥于旧说、大胆假设的新生代风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明显缺乏学术研究所提倡的理性、谦虚、中性、心平气和的文风。好在作为《牛津拜占庭史》主编的曼戈教授还保持着上一辈拜占庭学者的儒雅风度。
拜占庭学新生代学人明显不合逻辑的“反叛”倾向是否会将这门学问导向衰落呢? 纵观拜占庭研究工作发展四百多年的历程，虽然传承前辈学术传统一直是该学科领域的主流，但是创新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作用。从 16、17 世纪最初的文献整理，经18世纪启蒙时代饱受批判和19世纪价值中立的史实陈述，到20世纪特别是战后具有褒奖取向的历史叙述，讲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故事”也是几经创新发展。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时代那批尚古的“玩家子”，怎么能从古典希腊文书中辨识出“拜占庭的文献”？如果没有后启蒙时代那些多少有些严谨的老学究们，怎么能在考证出大量具体的史事“碎片”基础上形成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史实陈述体系？同样，如果没有数十部通史性质的拜占庭学研究成果的积累，怎么能出现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这种将吉本的历史叙述和大量个案研究成就巧妙结合的经典作品呢? 很明显，贯穿拜占庭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主导着拜占庭学长时段的发展。《牛津拜占庭史》这本新世纪之初问世的作品汇集了诸多国际拜占庭学界长期争论的“共认知识”，它既是对过往一个时期拜占庭研究学术进展的精炼总结，也是对新世纪拜占庭研究动向的预判。